連日依舊是陰晦的梅雨時節，在極度不開心之下翹了上午的德文課，偷偷帶了小波桌上的【親愛的安德烈】以及吉他到店裡，讀書累了便彈將起來，無比愜意。
見到龍應台與安德烈信中談到的「兩種道德」，忽然想到兩天前在廣三sogo地下道見到的景像。甫從地下道口走入，一個躊躇徘徊的男子迎了過來，熱切的問：「你們要往那兒走嗎？可不可以幫我丟十元給那兒拉小提琴的兩個小孩？」轉過了彎，便見兩個約莫七歲與五歲的孩子各拿一把小小的提琴，架勢十足的拉著譜架上的簡單琴譜，大的那孩子還傲然告訴我：「我們老師是樂團首席！」
待兩個孩子都各表演了一支曲，我額外又投了硬幣給他們，笑笑的要他們加油。無論那帶他們來的是父親或老師（我與Rong還為這爭執呢 = =） ，都肯定有很棒的視野，才會特地帶孩子來訓練他們的膽識，相信那對於他們，會是很棒的鼓勵及社會經驗。
未料又走了幾步，見到一個遊民睡在地上，身畔的鐵杯中一塊錢也沒有。與那兩個孩子相較，他是寂靜無聲的，無論是此刻或是在社會中。本來已踅著走過，又動念回身，投了二十元進去。讓我想起這件事的，是龍應台提及的南亞大海嘯、小兒飛利普注意到的揀破爛的老婦人，以及黃山上黝黑的大眼少年。登山經驗亦是有的，也曾在登玉山的陡峭山路上與戴著頭背帶、裝滿沉重食物與水的原住民錯身而過，相較之下，我們背上的登山包輕盈而微不足道，在他們日復一日的往返之中，除了基本體能上的辛勞，還有更多氣候或天色等必須克服的變化。而黃山，又是怎樣艱困的山行呢？
安德烈為了舒適而不安，為了道德兩難而不安，那景況我在國小便已感受到。夜市中，熙來嚷往的人潮之下，往往會有一兩個擺了乞討鐵盒、放著台語音樂的肢障者，艱難推動收音機或所賣的口香糖，在泥地上緩慢拖行不便的瘦小下肢移動著；而人群總是有默契的不作聲繞過，像是繞過一個被魔咒刻意隱形了的障礙。那時年幼的我，總是不忍回頭，可即便走過，那髒汙瘦削的身影卻在我心裡刻下了。
過了許多年，我終於找到了較積極正面的想法：在這樣巨大的貧富差距之中，就如龍應台所說，感受到兒時的難過無奈，便是有了自省的力量，只要我們已經有了些許能力且了解了文明的小部分核心價值，便可以有為且自覺的積極去改變，例如捐款，例如在認同的組織內做義工，其意義均遠大於望貧興嘆了，不是嗎？不是不見，而是盡力做好能做的改變，盡力付出所能給予的力量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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